1994年7月，江西广丰县羽绒厂的14名职工代表，带着54名工人的联名材料，几次赶往上饶地委、行署反映情况。他们举报的，不只是厂子亏损，更是一场看不见的权钱交易：厂里已经亏损数百万元，厂长毛先锋却可能被提拔重用。 工人们想不通。厂里许多人无工可做，只能外出谋生，厂长却仍有人撑腰。县里反映无人理，只好越级上告。正是这次集体举报，撕开了广丰县一段不寻常的人事内幕，也把县委书记郑元盛推到了调查人员面前。 郑元盛并非一开始就以贪腐形象出现。1989年10月，他出任广丰县委书记时，年仅41岁。广丰当时是上饶地区较为落后的县，他到任后抓经济、抓生产，几年间财政收入由1989年的1700多万元增至1994年的7700多万元，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颇有声望。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。政绩让他获得了权威，权威又逐渐变成了不受约束的个人权力。他开始把干部任用当成自己的筹码，把组织赋予的职务变成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。 县委大院里有三扇门。北门供他上下班，南门接待普通来访者，西门则专门留给那些“有事相求”的人。门后发生的事，很快成了当地人心照不宣的秘密。 有人编过一句顺口溜：“五百元挂个号，一千元报个到，一万元拿顶帽。”这话未必精确，却说明群众已经察觉到，干部调动、职务升迁、单位安排，似乎都被标上了价码。 1992年，原毛村乡副书记吴杰光想调动工作，送给郑元盛1000元，后来被安排到十都乡任乡长。两年后，郑元盛放出消息，说十都乡可能试行书记、乡长“一肩挑”。 吴杰光听到后立即表态，只要让他兼任两职，就能把乡财政收入翻一番。郑元盛却没有顺势答应，反而提醒他：“听说你私自外出搞工程，下面有反映啊。”吴杰光听懂了话里的意思，随后送去3万元，后来又补上5000元，终于兼任十都乡党委书记、乡长。 这不是一次偶然交换，而是郑元盛摸索出的固定手法。先透露职位变化，再观察对方反应；对方若迟疑，便暗示其存在问题；等钱送到手，便出面向有关方面推荐。 原铜政乡党委书记苏承兴被免职等待安排时，听说可能调任县科协副主席，便先后多次送出钱款，希望换一个更好的位置。后来，他被安排为县工商局局长，又在郑元盛的帮助下兼任党总支书记。 一名企业干部想调入行政机关，先送烟酒，郑元盛说要按规定办。对方再送2000元，仍没有结果，家属随后补送5000元，事情便出现转机。一个多月后，这名干部进了机关，还担任了副职。 有意思的是，交易并不只围绕县乡领导职位。乡镇干部想调到县城附近，退伍人员想解决工作，企业负责人想进入机关，个体经营者想取得聘干指标，都可能成为郑元盛伸手的对象。职位大小不同，价钱也随之变化。 郑元盛还把这种做法延伸到企业干部身上。郑黎明希望担任县物资局局长，先送礼并拿出500元，后来又以借款名义送出1万元。郑元盛赴港前后，郑黎明继续送出现金，并替其兑换外币。 郑黎明最终没有直接当上物资局长。原因很简单，县里其他领导认为他的口碑太差，强烈反对。郑元盛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先把他安排到县外贸公司任副经理。职位没有完全兑现，钱却一分不少地收下了。 毛先锋同样清楚郑元盛的习惯。郑元盛曾说自己有点开支需要报销，数额不过二三百元，还反复说“不要拿多了”。毛先锋心领神会，往往把数额放大数倍送去。作为回报，他得到转干指标，还由聘任制干部转为任命制干部，并被谋划提拔到更重要的岗位。 羽绒厂工人的举报，打乱了这套安排。与此同时，县物资局金属公司经理郑黎明接受离任审计，相关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。两条线索交汇后，上饶地区检察院于1994年7月派出检查组进驻广丰。 调查人员发现，1993年至1994年间，广丰有9名科级干部曾被群众举报，其中3人长期没有受到调查。郑元盛还规定，涉及副科级以上干部的经济问题，必须先向县委报告。他甚至警告过纪检人员：“你有权查案，我就有权撤你！” 这种做法表面上讲稳定，实际却让监督失去作用。毛先锋曾叫嚣：“在广丰没有人能搞倒我！”但当调查深入后，他还是被带到检查组驻地。为了说明送钱情况，他把相关时间和数额记在挂历上，甚至承认自己早知道问题迟早会暴露。 郑元盛得知情况后，忙着转移款项，还试图制作通话录音证明清白。他问毛先锋：“我拿过你的钱吗？”毛先锋回答：“你只借过两次，但都还了。”这番刻意安排的对话，反倒暴露了两人之间并不寻常的关系。 1994年11月15日，上饶地区检察院决定以受贿罪对郑元盛立案侦查。次日，他被宣布停职接受审查。搜查办公地点和住所时，表面上只发现一些烟酒以及两包准备退还的钱，转移赃款似乎做得很周密。 但巨额存款终究无法凭空消失。调查人员查出，以郑元盛妻子名义存放在上饶的30多万元款项。存款单摆到面前时，他一度无言以对。1995年1月22日，郑元盛被正式批准逮捕。 1995年10月，上饶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。郑元盛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，江西省纪委批准开除其党籍。面对已经无法掩